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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小土

蒋介石命令冈村投降的电报是如何送达的?

近日忽翻一本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的上海文史资料,上面有篇《周作民和金城银行》文章,周作民是金城银行的创始人,从1917年金城银行创办到1949年,他连续担任金城银行32年总经理,兼任了十多年的董事长。曾成功资助范旭东创办永利公司、卢作孚民生实业公司扩大业务和规模。该文章作者徐国懋,一直在金城担任要职,所写周作民应该真实。这一翻还真翻出一个历史细节:蒋介石就是通过设在周作民家中的地下电台向冈村宁次下达投降命令的:

徐采丞(上海地方协会的秘书长,杜月笙抗战时期在上海的代表)在上海一向和日本人紧密勾结,又和军统特务联系。徐利用周作民的福开森路(今武康路)住宅设一秘密电台与重庆通电,特嘱陆鸿勋到周家安装。对于在他家私设电台,周作民初不愿意,但又怕得罪徐采丞,发生误会,也就不坚持了。(1945年)八月十六日,陆鸿勋告诉周作民说:蒋介石今有命令致冈村,令其赴芷江何应钦处投降,并有禁令数条,措词颇客气。此电已交徐采丞转致,而徐采丞嘱其暂密。冈村复蒋介石的电报也是托徐经过这个电台发出的。此时周作民看到这些重要电报在他家拍发,颇为兴奋,在日记中写道:‘此乃历史上之事件,两电均在余宅收发,亦幸事也,另以文记之。’”

查蒋介石年谱长编,蒋给冈村的六项投降原则是:“一、日本政府已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二、该指挥官应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三、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四、所有飞机及船舰停留现在地,但长江之船舰应集中宜昌、沙市。五、不得破坏任何设备及物资。六、以上各项命令之执行,该指挥官及所属官员应负个人之责任,并迅速答复为要。

周作民抗战时也利用与汉奸、日寇交往,向重庆方面提供了不少情报。故而抗战不久,虽两次“遇险”:一次是被军统传去问话,一次是汤恩伯部派兵“觅周”,但均很快化解。1946年1月12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了周作民,对此,蒋介石说:“汝之作为甚好,余悉知道,但部下人员不知我的意思,更不知我们的关系,发生误会,实在对你不起。”

蒋经国上海打“虎”期间,周作民去了香港。新中国成立后,受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感召,于1950年秋回国,是第一个回国的上海老一辈金融界头面人物。后来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于1955年3月8日逝世,周恩来和中央统战部送了花圈。

张润芝

北伐后哪里地方自治做得比较好 被称为“新斯巴达”


白崇禧

通常只认为说白崇禧是“小诸葛”,是因为他会打仗,但是白先勇的照片集却揭示了白崇禧更多的侧面。

北伐结束,蒋介石欲削藩裁军,白崇禧曾向蒋介石建言,自古以来“裁兵不难裁将难”,处置不当,即起祸乱;应将军队调往边疆戍边,巩固国防。他自己请愿带兵往新疆屯边,效法左宗棠治疆。身为回教徒,白崇禧对治理新疆回教少数民族有兴趣,列出过治疆纲要,作过边疆和民族问题的阐述。

北伐结束之后,白崇禧治理广西颇有成效,被称为“新斯巴达”。胡适曾经到访广西,对当地大加称赞。最近史学界重新开始讨论对“军阀”的认识,有声音认为当时的广西、山西,都是地方自治做得比较好的,甚至也许是联邦制的某种可能。白先勇说,父亲在广西的治理,美国有专书研究的,书名为叫Guang xi Way,阐述上世纪30年代的广西治理:“那时候父亲在广西土改,减租,想实现耕者有其田,像孙中山那一套建国大纲;打土匪把治安稳定下来;同时训练民团,建设基层组织;办教育,办新学。很有意思的是,这些动作跟延安的土改是同步的,都在上世纪30年代,但是广西没有搞阶级斗争,有土改、民团、新学,建立学校,中学小学。后来打仗了,抗日胜利归中央管理,这一套全部废弃了。但是到今天,广西人讲起来还是蛮怀念那段时期。”白崇禧在广西练兵也卓有成效,日后广西军在抗日战争中也是重要力量。

抗战期间,白崇禧也提出过“持久战”的想法。1938年,武汉军事会议上他说:“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与日本人打持久战。”这个方针为最高当局采用,遂成为抗日最高战略原则。白先勇也听父亲说过这个方针:“他是受了俄法战争的影响,俄国人对于拿破仑侵入,俄国人就把拿破仑拖到广大的内地,把他们给拖垮。日本人要速战速决,我们就是要延长它,把他们拖到内地。不在于一时一地的得失,要全面地对日本抗战。”

1947年,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变,此后一直有人反思国民党在最初到台湾时对待本省人士的策略有误。大陆读者不熟悉的是,“二二八”之后,时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在1947年3月27日就到台北展开密集宣慰工作,在台湾一共17日,由北到南,多次广播、演讲,与各界民众代表接触,以国防部长名义,安抚人心,停止滥杀,解救死刑犯,并提出改革台政的方针,建立制度,举荐人才。白崇禧也一贯与台湾省内人士友善,有原住民朋友。

在台湾,因为政治上的“去蒋化”因素,国民党在大陆部分的历史也有越来越削弱的趋势。面对大陆的民国热,白先勇评价说:“说民国什么都好,这又是过头了。不过我想就是这样的,历史像一个钟摆,会矫枉过正,先往这边,再往那边,最终会停在一个中间的位置。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中国人在世界各地跑,能看到多少资讯?”

梁衡

周恩来出国时总带一只特殊箱子 里面装何“机密”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

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甚至不够标准的平民。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

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补,去洗。当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回来时,伤心得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白领子和袖口是换过几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级的宾馆,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员将这一套行头收入箱内锁好,才许宾馆服务生进去整理房间。人家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最高机密的文件箱呢。这专用箱里锁着一个贫民的灵魂。

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那样子就像一个坐在包装台前的工人。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啊。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25年。这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多次请示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来年谱》记载:1960年3月6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

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

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帖,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没有钱,总理摇摇头走了。

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伯父的坟迁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

一国总理啊,他理天下事, 管天下财,住一室,食一蔬,用一物,办一事算得了什么?多少年来,在人们的脑子里,做官就是显耀。你看, 封建社会的官帽,不是乌纱便是红顶;官员的出行,或鸣锣开道,或静街回避,不就是要一个“显”字!这种显耀或为显示权力,或为显示财富,总之是要显出高人一等。

古人一考上进土就要鸣锣报喜,一考上状元就要骑马披红走街,一当上官就要回乡到父老面前转一圈,所谓衣锦还乡,为的就是显一显。刘邦做了皇帝后,曾痛痛快快地回乡显示过一回,元散曲中专有一篇著名的《高祖还乡》挖苦此事。你看那排场:“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西晋时有个石崇官做到个荆州刺史,也就是地委书记吧,就敢于同皇帝司马昭的小舅子王恺斗富。他平时生活“丝竹尽当时之精,庖膳穷水陆之珍”,招待客人,以锦围步幛五十里,以蜡烧柴做饭,王恺自叹不如。

现在这种显弄之举更有新招,比座位,比上镜头,比好房,比好车,比架子。一次一位县级小官到我办公室,身披呢子大衣,刚握完手,突然后面窜上一小童,双手托举一张名片。原来这是他的跟班。连递名片也要秘书代劳,这个架子设计之精,我万没有想到。刚说几句话又抽出“大哥大”,向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报告他现已到京,正在某某办公室,连我也被他编入了显耀自己的广告词。我不知他在地方上有多大政绩,为百姓办了多少实事,看这架子心里只有说不出的苦和酸。想总理有权不私,有名不显,权倾一国却两袖清风,这种近似残酷的反差随着岁月的增加倒叫人更加不安和不忍了。

黄小希

狼牙山五壮士同敌人激战5小时

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涌现出成千上万民族英雄。近日,记者采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专家,重温狼牙山五壮士英勇事迹。

狼牙山五壮士的事迹发生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41年起,侵华日军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对华北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根据地军民的敌后抗战进入空前困难的艰苦斗争时期。8月中旬,日军华北方面军6万多人联合伪军1万多人,对晋察冀边区发起空前规模的秋季大“扫荡”,企图短时间内摧毁晋察冀根据地。晋察冀军民积极进行反“扫荡”斗争,狼牙山战斗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9月23日拂晓时分,日军华北方面军乙兵团津田美武少将指挥日伪军3500余人,分兵三路向易县北娄山进攻。日军兵力多,来势猛,开进速度快。当时,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在北娄山驻军,留在狼牙山的部队人数并不多。

狼牙山位于易县的西南方向,有包括棋盘陀、莲花峰在内的5坨36峰。在这里,有易县、定兴、徐水、满城四县的党政机关人员、游击队和群众三四万人,躲避日军“扫荡”。按照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的命令,将四个游击支队交给正在山上养病的一团团长邱蔚指挥,要求他们利用天险,坚守阵地,待机突围。黄昏,一分区三团和二十团同时从几个点上出击,日军伤亡惨重,伪军也受到重挫。当日军大部队赶往北娄山救援时,这一带空出一个十几里长的大口子,我军迅速开始组织突围。

按照分区首长的命令,一团七连掩护部队和群众转移。七连战士领足弹药,在当地民兵配合下分兵把口,并在进山路上埋放了地雷。9月24日中午,一分区司令部已安全转移。夜色降临后,四个游击支队、当地机关干部和大批群众沿着盘陀路上打开的口子悄悄转移了。至25日凌晨三四点钟,完成掩护任务的七连指战员也陆续向外撤离,连长将配备两挺机枪的机枪组留给二排六班,由六班完成最后的掩护任务。六班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和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等5人,将团部留下的几箱手榴弹分束扎捆,隐藏在棋盘陀最险要的“阎王鼻子”和“小鬼脸儿”两个据点。

9月25日清晨,500多名日军带着伪军向棋盘陀发起攻击,敌人上山途中,有的被地雷炸伤炸死。我七连机枪组的火力吸引了大股敌人,敌人误以为山上仍有我军主力。待两名机枪手打完子弹撤离阵地后,马宝玉等5名战士仍在继续阻敌,他们把敌人一直朝着山上引。日军采取扫射和炮轰方式,小股试探,轮番冲击,但仍然不敢贸然行动。六班战士扼守着棋盘陀要道,英勇顽强,坚持战斗到中午,打退日军的4次冲锋。5名战士同敌人激战5小时,为部队和群众安全转移赢得了时间。

棋盘陀有一条路通往部队主力和大批群众转移的方向,另一条路通往棋盘陀的峰顶。棋盘陀顶部三面悬崖,无障可凭,无路可退,是一条绝路。为避免暴露大队人马转移的路线,5名战士选择撤向峰顶的办法来拖延时间,拖住敌人。他们一面向峰顶攀登,一面依托岩石和树林向紧追不舍的敌人射击。六班战士把敌人引向绝路的同时,也把自己推到了绝路上。

他们打光最后一粒子弹,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然后用石头石块砸向敌人。在最后关头,勇士们宁死不屈,将枪支全部损毁后,纵身跳下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3人壮烈牺牲,葛振林、宋学义2人跳崖后,被挂在绝壁的树枝上幸免于难。

1941年10月18日,晋察冀军区颁布关于学习狼牙山五壮士的训令,对马宝玉等5名战士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给予高度评价,其中也记录了狼牙山阻击战中毙伤敌人100多名的英雄事迹。狼牙山五壮士为了掩护机关、主力部队和群众转移,英勇顽强地抗击日军,直到打光子弹后舍身跳崖,或英勇就义,或身负重伤,他们赢得了当地群众的敬仰和爱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研究员孙丽萍指出,狼牙山战斗是全民族抗战中八路军与日伪军作战10万余次的其中一次。马宝玉等战士在战斗中表现出顽强不屈的牺牲精神,表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大无畏英雄气概。重温这一历史片段,我们依然会被抗日英雄们可歌可泣的壮举所感动激励。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为英勇献身革命、献身正义战争的民族英雄树碑立传,是对革命先烈的最好纪念,也是对中华民族未来的责任担当。

武立金

毛岸英遗体迁葬内情:守墓人为何不愿志愿军迁坟?

“志愿军同志,这是我儿子的坟,不能迁走啊!

一九五五年春,柳树柔枝钻出了嫩芽,白杨吐出了蕾苞,山坡下边的松林更显得郁郁葱葱。大榆洞后山上的野草染绿了地皮,满山的金达莱映红了天上的云霞。一年一度清明节,又到给亲人添坟培土的时候了,毛岸英和高瑞欣的坟头又换上了新土。

那是一个风和日煦的好天气,志愿军首长带着几个战士,准备把毛岸英和高瑞欣的坟墓从大榆洞迁到桧仓志愿军烈士陵园。还没等他们动手挖土,朴真真手扯着小龙女和许多身着飘拂如仙的朝鲜长裙的阿妈妮就赶到了。

朴真真听说志愿军要迁坟,便像一个英勇无畏的守护神挡在坟前说:“志愿军同志,这是我儿子的坟,不能迁走啊!我老了,就由我孙女小龙女看护这座烈士坟;孙女老了就由她的后代看护,我们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看好这座烈士坟的!”

志愿军首长耐心地向她解释:“阿妈妮,这是志愿军烈士墓,我们是奉命来迁移的,把它安葬到志愿军烈士陵园去……”

朴真真打断志愿军首长的话,像普通农家妇女一样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地大声哭号:“他是为朝鲜人民牺牲的,他永远地埋在我们朝鲜人民的心中。他是我的儿子呀,我要看着他、照顾他一辈子,这坟谁也不能迁!”面对朴真真非常坚决的态度,志愿军首长只好实话实说:“阿妈妮,你知道这位志愿军烈士是谁吗?他是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儿子毛岸英。”

“啊,毛主席的儿子……”朴真真像被电击了一下僵立着不动,忘记了自己,忘记了周围,忘记了一切,只是泪流满面,嘴唇不停地抽搐。过了片刻,她面向北京方向,深深地施了一礼,又面向毛岸英的坟头施了一礼。突然,她抱住志愿军首长的胳膊泣不成声。

这一切都被站在一旁的随军记者杨大群看在眼里,记在笔端。杨大群只知道这两位烈士是和他同一批入朝的战友,万没想到其中一个他所认识的“刘秘书”原来是毛主席的大儿子。杨大群像朴真真和在场的所有人一样,惊怔不语了,惟有心潮在起伏跌宕。他为今天能采访到如此千载难逢的好新闻而高兴万分,同时又为这篇难得的好新闻因涉及到领袖人物不能公开报道而深感遗憾!在破土移棺时,大榆洞的乡亲们一直留在现场。朴真真把葫芦里的水洒在棺木上,小龙女一声连一声地喊着“志叔叔”。她们和大家一起把毛岸英的灵柩抬上车,然后望着越走越远的灵车,就像为远行的亲人送别一样久久伫立不动。灵车渐行渐远,朴真真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泪如泉涌,又号啕大哭起来。

于是,在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里,便增添了一座普普通通的坟墓,墓前立着一块三尺高的花岗岩石碑,在墓碑正面镌刻着郭沫若题写的“毛岸英同志之墓”七个大字,在墓碑的背面是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撰写的一段碑文:

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的长子,一九五○年他坚决请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光荣牺牲。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着青年的一代。毛岸英烈士永垂不朽!

桧仓人像朴真真一样,对志愿军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代接一代地守护着志愿军烈士的陵墓。二〇〇三年清明节,余夫先生曾采访了土生土长的桧仓人,其中一位年长者讲述了他与志愿军的亲身经历: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那时朝鲜非常贫穷,缺吃少穿。记得小时候经常和一大群镇里的孩子到志愿军总部去看演出,饿了就到志愿军食堂吃饭。志愿军吃饭时十来个人围成一圈,其中一个人读报,其他人边吃边听。当时志愿军纪律非常严明,毛主席指示志愿军只能用朝鲜的水,不能动用朝鲜的一草一木。为了救济我们,志愿军每顿都吃稀饭,后来又搞戒烟运动,把节余下来的粮食发给老百姓。一九五七年,当时我的父亲在矿上工作。一天下班时父亲因胃病倒在路上,是志愿军战士发现后用担架抬到志愿军医院救治的。我今年已经六十岁了,本来应该退休了。但是,现在有我这样经历的老人不多了,我要把志愿军的事迹讲下去,讲给志愿军的后代,也讲给我们的后代,教育他们不能忘记志愿军,让朝中鲜血结成的友谊世代相传。

现在,美帝国主义说还要和我们打一仗,我们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还会像当年志愿军一样,帮助我们打败美国鬼子。请中国同志放心,陵园的七千棵青松可以作证,为了朝中友谊,我们会好好管理好志愿军烈士陵园,只要朝鲜人民在,烈士们的坟墓也同在!

毛岸英烈士,志愿军烈士们,安息吧!朝鲜人民没有忘记你们,祖国人民更没有忘记你们。山间的泉水在为你们歌唱,天边的云霞在为你们作画。在祖国大西北有一个叫作胡杨的奇特树种,它一千年不死,死后一千年不倒,倒后一千年不朽。为保卫世界和平而英勇献身的志愿军烈士们,你们的精神如胡杨树一样万古长存,永垂不朽!

新华网

党的生日为什么定在7月1日?建党节的由来

党的生日为何定在7月1日?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

30日晚上,在召开最后一次(也即第六次会议)时,因突遭法国巡捕搜查,会议被迫休会。

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是7月23日,为什么党的生日却定在7月1日?

要解开这个谜,必须要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经常处于秘密状态,从事地下斗争,没条件庆祝。时间一长,对于这个秘密召开的会议,参会人员只记得是7月暑假,准确日期就记不清了。

当中共中央第一次决定要庆祝党的生日时,正处于外有日寇入侵,内有反动派封锁的年代,也没有条件去查证一大召开的确切日期。

第一个明确提出7月1日是党的诞生纪念日的中央领导同志是毛泽东。

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

1939年、1940年“七一”前后,中央和一些地方报刊均发表社论或消息庆祝党的生日。

194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中说:

“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

这是全党第一次大规模地举行纪念党的生日,也是中央文件中正式规定“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

后来根据党史专家的考证和新发现的史料,确定党的一大开幕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但是“七一”这个光辉的日子早已深入民心,所以就没有再做改变。

今天,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她的96周岁生日。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正是为了提醒我们要铭记历史,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梁衡

二战时周恩来亲与斯大林谈判

中国人习惯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刘备明明是个编席卖履的小贩,却攀了个皇族之后,被尊为皇叔,诸葛亮和关、张、赵、马、黄等一批文武,就捧着这块招牌,居然三分天下。

一般人有后无后,还是个人和家族的事,名人无后却成了国人的遗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纪念故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为大。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要不我们现在的政协委员中为什么要安排一些名人之后呢?连孔子这个两千多年前的老名人,也要一代代地去细寻其脉,找出几个世孙来去做人大政协的代表委员。人们尊其后,说到底还是尊其人。

这是一种纪念,一种传扬,要不怎么不去找出个秦桧的几世孙呢?清朝乾隆年间有位叫秦大士的名士过岳坟,不由感叹道:“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可见前人与后人还是大有关系,名人之后更是关系重大。

对越是功高德重为民族作出牺牲的逝者,人们就越尊重他们的后代,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他们的感激,赎回生者的遗憾。总理并不脱俗,也不寡情。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救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之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育、看护,并亲自到苏联去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在战争中上前线共牺牲了21名)。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总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

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著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多次受到总理接见。当总理知道她婚后无子时,便关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说有了孩子可要告诉一声啊。1976年总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您!”确实,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但是以总理之权、之位、之才和倾倒多少女性的风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传宗接代呢?这在解放初党的中高级干部中不乏其人,并几乎成风。但总理没有。他以倾国之权而坚守平民之德。特别是眼见和总理同代人的子女,或有子女的子女,不少都官居高位名显于世,不禁又要黯然神伤。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求全求美的,如总理这样的伟人该是英雄美人、父英子雄、家运绵长的啊。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这怎么能不在国人心中凿下一个空洞呢?人们的习惯思维如列车疾驶,负着浓浓的希望,却一下子冲出轨道,跌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

吴文珑

毛泽东力主严处贪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仅3个月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以肃清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廉政运动。这是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倡廉运动。运动初期,处决谢步升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枪”。

谢步升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他虽只是一个村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但由于所负责的叶坪村是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苏区中央局的所在地,因此,其身份和地位显得尤为特别。他在担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后,道德逐渐败坏,生活日益腐化,以致犯下了一系列罪行: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仿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

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亲自指示查处这起案情。他在了解清楚案情后,提议召开县委、县苏维埃领导及县苏维埃裁判部负责人碰头会,建议关押谢步升,并责令裁判部将案情上报中央裁判部。出乎意料的是,案情的查办竟遇到了阻力。当时,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谢春山在苏区中央局任职,他认为谢步升并无大错,是裁判部故意发难,并在没有调查研究的情况下就通知瑞金县裁判部释放了谢步升。

邓小平得知消息后,非常愤怒,他拍案说道:“像谢步升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不处理,我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向人民群众交代?此风不刹,何以了得!”于是,邓小平决定亲自到苏区中央局反映谢步升的犯罪事实,并且派人向时任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汇报了情况。毛泽东查明情况后,力主严处,他指示说:“这样的人必须调查处理。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升进行公审判决,判处谢步升死刑。5月9日,瑞金响起了苏维埃政府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声枪响,谢步升也就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被处决的“第一个贪官”。

北京晚报(北京)

内奸泄密:抗日名将赵登禹殉国之谜

北京有三条以抗日战争殉国将领之名命名的街道,分别是佟麟阁路、赵登禹路和张自忠路。三名将军中,赵登禹系由南苑进城时中伏身亡,日军是如何得知赵登禹的进城路线从而设伏的?对于此点,一直有不同的说法。而根据笔者的考证,向日军泄密者应是内奸周思靖。

赵登禹将军身高190cm,精通武术。跟随冯玉祥期间,他曾在常德的山上打死一只老虎,冯玉祥非常激动,专门请来摄影师拍摄了一张赵登禹骑在老虎身上的照片,并亲自题写“打虎将军,冯玉祥题”。由此,赵登禹也被称为打虎将军。在喜峰口和日军作战时,37师109旅旅长赵登禹作为前敌总指挥,率大刀队两次夜袭敌营,取得了喜峰口战役的胜利。喜峰口战役后,因赵登禹作战有功,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并由109旅旅长提升为132师长。

卢沟桥事变后,中日军队在平津一线对峙。宋哲元在7月11日由山东乐陵赴天津,15日在天津寓所开会,发生了29军高层将领的和战之争。宋哲元只好在7月16日单独给37师师长冯治安下作战命令,并命令驻河间、南宫、大名等地的赵登禹部132师星夜急行军向南苑集结。当时南苑驻军有29军卫队旅和集训的爱国学生军训团,以及各师留守办公人员。这些部队都是刚刚参军的学生和非武装人员,而且番号庞杂互不隶属,所以宋哲元任命赵登禹为南苑作战总指挥。赵登禹命部下刘汝珍团负责防守北京广安门,他自己率部抵达南苑准备组织抗战。宋哲元7月19日由天津回到北平,表面发表愿意保持和平的谈话,暗中在做抗战的准备。对于日军提出的无理要求(37师撤出卢沟桥)一拖再拖,甚至借口“天气太热,等凉快后再说”。而日军则以驻屯军总司令香月清司的名义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37师撤出卢沟桥。宋哲元拒绝最后通牒,并下令29军全体抵抗。因蒋介石电催宋哲元到保定指挥,宋哲元和北平市长秦德纯研究,由秦德纯率领四个团留守北平,其中要动用赵登禹的两个团。因此,7月28日,赵登禹奉命进北京城共商军事。赵登禹接到命令立即由南苑进城,在路过天罗庄时遭到日军伏击,壮烈殉国。

关于赵登禹殉国一事,有观点认为是遭到汉奸潘毓桂出卖。潘毓桂乃伪满洲国著名影星李香兰的义父,1935年6月,他伙同石友三、白坚武发动“北平自治”。12月,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时,潘随王揖唐、王克敏等混入冀察政务委员会,任政务处处长。1936年初,潘毓桂因替日本呈《华北防共自治协定》给宋哲元,被宋当场焚毁,并将潘撤职。七七事变时,潘虽屡次向宋哲元进言“求和”,但他是无职赋闲之人,没有证据证明是他出卖了赵登禹进城线路的情报。

而根据中日双方的材料考证,1937年7月28日中午,赵登禹将军接到宋哲元军长的命令进城共商军事。赵将军在中午由南苑出发前,和军事训练团的大队长冯洪国(冯玉祥长子、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不久即将调为132师参谋长)告别。此时,冯洪国问赵登禹进城走哪一条路线,赵登禹回答说走天罗庄。这时在他们身边的还有周思靖,当赵将军准备上车时,周思靖回到他的办公室,用电话通知了日本驻屯军。

周思靖,浙江诸暨人。1929年10月至1931年7月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科学习,与冯玉祥的长子冯洪国、盛世才的弟弟盛世骐是同期(第22期)毕业生。七七事变前,周思靖在29军任少校参谋,由于其精通日语,分配在29军中给日军顾问充当翻译。他在南苑军中掌握大量的军事机密,以军官的身份为日本特务提供情报,直接和日本军方通话。1937年7月26日,在周思靖和熊少豪的带领下,樱井少佐率日军500名及坦克数辆,欲攻入广安门内增兵东交民巷。日军失败后,樱井落荒而逃跌入粪坑,周、熊二人还冒险搭救樱井。

7月28日午后12点50分,赵登禹与冯洪国握手告别后,登上一辆黑色轿车疾驰而去,前后各有一辆满载护卫兵的卡车。早已埋伏在天罗庄三岔路附近的日军一木清直大队,曾经和路过此地的29军骑兵队发生过战斗,所以地上还残留着人、马的尸体,日军用马的尸体将道路阻断。当赵登禹的车队驶到天罗庄时,埋伏在此地的日军便携重机关枪进行猛射,前后两辆卡车上的士兵几乎全被射杀。子弹将小汽车打成了蜂窝状,车上的司机大腿上中了很多枪,好不容易从车里爬出来,但因失血过多很快死亡。赵登禹将军靠在车的后座上,全身多处中弹,身边的副官头靠在车窗上,从头到脚已中数弹,场面惨不忍睹。

随后,日军从副官身上搜出了赵登禹的名片,从座椅上发现了蒋介石给宋哲元的电报、宋哲元给赵登禹的命令状、132师将校勤务表等其他重要文件,日军将赵将军尸体由车内拉出拍照后,向上级请功去了。到了下午,当地的两位老农将赵将军的遗体抬入高粱地中,用黄土掩埋。

两日后,37师副师长、北京城防副司令田春芳和国际红十字会派人开车寻来,在一农夫指引下将赵登禹尸体从掩埋的黄土中找出,装车运回北平先农坛边的龙潭寺暂厝。赵登禹将军殉国后,他70岁的老母亲仍然健在,还有一个三岁的儿子,一岁半的女儿,以及一个遗腹子。日军占领北平后,赵家人就开始了逃亡生活。抗日胜利后,冯治安、何基沣为赵登禹将军举行公祭时,找不到赵家人,而是由佟麟阁将军的次子代孝子打幡,并将赵登禹葬于卢沟桥畔。1946年3月,北平市政府和各界人士在八宝山忠烈祠为赵登禹等举行隆重的入祠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登禹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南方都市报

抗战题材长篇小说《重庆之眼》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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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建交谈判中周恩来亲自写下哪六个字打动日方?


周恩来

讲信义,讲道理,日本人佩服周总理

笔者在上期“自由谈”(《南方周末》10月14日文章,《给日本来点软实力》)中话道:“其实中国和日本有着文化渊源的共通性,对日外交,中国人应该有一些美国人不具备的优势。”这一点,在1972年9月的中日建交谈判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到最后一场谈判,联合声明文字已经敲定,双方主要谈文字之外的默契。联合声明并未明言日本与台湾断交,中方担心日本政府拖延,或以某种形式让台湾继续保留官方机构。日本方面担心的则是,中国政府会不会输出革命,驻日使领馆会不会成为日本左派武装团体的后勤部。当时,受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一批自称“赤军”的左派年青人在日本搞武装革命,多次与警察枪战,并制造爆炸事件。在这互有疑虑的气氛中,周总理慷慨地说:我们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中国有句古话,“言必信,行必果”。周总理当场写下这六个汉字,交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田中立即说:日本也有同样的话,“信为万事之本”。他也用汉字写下这句话,交给周总理。

这在古人那里,几乎就是歃血为盟了。歃血之后就是兄弟,共赴汤镬在所不辞。用《三国演义》里刘备的话说起来,甚至是“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现代人当然不至如此,但对周总理那一代,这仍然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至少这是一张见券即兑的字据:若有食言情事,你拿这张纸条来,唯我周恩来是问!

换了对面是美国人,效果就不会这么好。美国人可能要求写下具体保证事项。但日本人也是读《三国演义》的,与中国人有着文化渊源的共通性,所以田中心领神会,当下作出对等反应。事后,双方也确实遵守了默契。日方甚至快刀斩乱麻,在联合声明签署仪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就当场宣布与台湾断交。

虽然结局圆满,但联合声明的谈判并不顺利。争执的一大焦点是日方不同意在联合声明中写入两国结束战争状态,因为中国政府所不承认的旧金山和约体系,是以国民党政府为交战方和缔约方的。周总理对此很生气。那么日方是怎么辩解的呢?

当时的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作了个长篇发言。抽出其中基本的逻辑联系,简直就是个几何证明——西方的系统构造,包括科学、法学、语言学和文学批判理论等,说到底都是以欧几里德几何系统为模板的。高岛认为:如果日本承认大陆政府为作战方,那就否定了旧金山和约体系;而盟军当局将权力回归战后日本政府的法律基础是旧金山和约体系,日本政府不能自我否定;如果日本政府否定自己,那么即将签署的联合声明也就跟着无效;这样一份自我否定其法律基础的声明将通不过日本议会的质询。

按通常习惯,一定是指责高岛“无耻狡辩”,然后给他上一堂从鸦片战争到钓鱼台撞船的历史课;讲课完毕再庄严宣布,在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当时确实有人讲了类似的话,但周总理选择绕过这个问题。他高屋建瓴地指出:这个问题要寻求政治解决,而不是法律解决。周总理到底是绝顶聪明的人,他显然意识到,高岛的说法在逻辑上是自洽的,法律上很难驳倒。最后,在联合声明里,条文中用的是结束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英语将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称作normalization(正常化),条文说法倒也与国际接轨。而在前言里,则用了个无行为主体被动句,“战争状态的结束,……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这样,双方都能接受。

在送别田中的酒会上,周总理对高岛说:谈判时我们对你讲了一些难听的话,其实我们也很想有你这样能干的懂法律的人才啊。

正是这样的讲信义、讲道理,使得日本人十分服膺周总理。所以周恩来总理凌晨召见日本使节,对方很感动:到底是大国领导人,工作这么辛苦。要是软实力不足,同样半夜召见日本使节,对方可能觉得是故意羞辱他,拒绝前来。然后事件升级,或许一直闹到美国官员私下劝说日本。

内战时哪种非战斗伤亡导致解放军“死亡人数极多”


解放军进上海

城市夜生活的耀目美景离不开明灯霓虹的装点,然而这些随处可见的灯饰却成为夺取解放军战士生命的隐形杀手。接管石家庄后,几个干部除夕大扫除时争着用湿布擦灯泡,导致全体触电身亡;江苏小城里一位战士在灯泡里点卷烟,手碰触电极被吸住,另一位战士即刻伸手去拉,结果“双双变成紫色的尸首”。针对战士们遇到的触电危险,《常识》以电灯为重点,详细介绍城市电力系统和原理,普及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针对容易触电的操作都一一作了分析。编纂者精心地将各种常用电器绘制成图,配以浅显的解说,提醒战士们重点提防潜在危险:风扇转动时远离叶片谨防削手致残,避免把手伸进插座孔里触电,煮饭用的电炉和煤气灶要小心使用等等。还对常见的城市设施如电梯、电铃和电话等做了一番用法大扫盲,堪称“最全电器说明书”。

交通事故是另一大高危因素。火车是乘坐频率最高、也是事故率高发的交通工具。解放军部队进入陇海铁路线和津浦线后,因火车造成的死亡人数极多,事故原因包括头伸出车外被迎面而来的火车剐蹭,在站台拦停高速行驶的火车,火车没有停稳就跳车,以及在铁轨上滞留和奔跑。虽然许多战士在进城前坐过集体火车,但并不清楚购票和乘车规则,个人乘车时有未购票就直接上车的、有坐反方向的、有不按时按点候车的,甚至还有在铁轨边搭招手停的情况。教材指导战士们买票流程、站台须知和乘车规则。尤其强调注意安全,防止上述悲剧的发生。

《城市常识》插图配文:红灯亮时停止,绿灯亮时通行。解放军野外作战时拦爬汽车是常见的事,但进城后就成了要命的习惯,极易造成主干道交通混乱和人员伤亡。针对这些问题,教材介绍了城市中各类车辆,重点介绍了消防车、救护车等特殊车辆,提醒战士们遇到有紧急任务的车都必须避让。同时教材绘制城市交通图,详细普及了人行道的用途、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规则、有轨电车和汽车的乘坐方式等交通常识,尤其强调服从交警听指挥,不能因为是旧有的警察系统就抓进监狱,也不能以功臣自居,“开东开西,使交通警察增加困难”。

1954年蒋介石最后一次回大陆 自称“留恋不忍离”


蒋介石

蒋介石最后一次离开浙江奉化,是在1949年2月。

此时,自知在大陆的日子不多,在安排部队撤退的时候,他和蒋经国一起到奉化溪口镇老家,与母亲王太夫人守墓,“在山间小径散步,或雪中漫步”,静思,独步,无语,五味杂陈,无限留恋在大陆这最后时刻。

5月,62岁的蒋介石从浙江舟山岛登上坐舰,开往台湾。一般认为,这是蒋介石离开大陆的最后时间。

蒋介石踌躇满志,在1954年5月登上浙江大陈岛。视察这里的炮兵部队和防务。

5月6日,蒋介石乘美国支援的美享军舰离开台湾,经过1天的航行,7日早上抵达大陈岛。在蒋经国的陪同下,蒋介石足蹬长靴,头戴礼帽,身批风衣,手拄文明棍,登上浙江故土。

他们乘吉普车来到高山谷驻所,“甚觉气候宜人,更觉故乡可爱。”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故乡大陈岛气候全与舟山岛的普陀山很相近,“应四月上旬湿度在六十度,所谓春冷时节,尚着棉袍不寒不冷之时也。山迹偶见莱花与蚕桑,尤觉可亲,以此非台湾所能见也。”

此次视察,蒋介石与5年前心境大抵相似,因为大陈岛的外围群岛,已经被攻下,撤离大陈岛,是蒋介石早晚的事。

他在岛上呆了3天,明媚的春光,和煦的海风,辽阔的海面,隐约可见的乡土,让67岁的老蒋不胜留恋,凝思良久,“留恋不忍离此”。

9个月后,中国军队拿下大陈岛,浙东沿海岛屿全部解放。

蒋介石62岁离开奉化老家后,至死未踏故土。此次近观望乡,喜不自禁,亲切地称大陈岛为“故乡”。其思乡之情可见一斑。

思乡归土,反回大陆,是蒋介石晚年居台最大的心结。此愿未了,他死不瞑目,嘱咐后代:棺材暂厝台湾慈湖岛,他日得回浙江,再行入土安葬。

只是,此愿至今未了,灵柩仍然待葬。正可谓:身腐骨碎存长志,浮棺依旧伴乡思。

“民生在勤,性习于俭”的董必武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这是“延安五老”之一董必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立下的座右铭,如今刻在了湖北省红安县的董必武纪念馆。他以此自勉自励,也严格要求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坚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

用钱要记账

抗战期间,董必武在国统区工作,经常教育工作人员:我们共产党人要讲革命不要讲阔气。他总是穿着最常见的长袍马褂,戴着最便宜的礼帽,脚蹬最普通的皮鞋,闯街过府,在敌人的龙潭虎穴中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5年,董必武参加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董必武有一笔可观的置装费和生活费,但他不仅手过千金分文不沾,而且还“克扣”自己的费用,在个人生活上精打细算,把省下来的钱捐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当时发给他的置装费是1300美元,他到美国后请同志帮忙选购,要求不要选太贵的衣服,最终在成衣店买了一套25美元的西装,穿着这简朴而合身的服装出席联合国大会,省下了1275美元的置装费。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他也十分节俭,不住豪华宾馆,从不到大餐馆用餐,还经常自己做饭,最终省下了1260美元的生活费和200美元的交际费,这些省下的费用都被董必武用来贴补购买《新华日报》急需的印刷机、英文打字机和出版英文版《解放前实录》等,全部用在了革命事业上。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曾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等领导职务,但地位越高、荣誉越大,董必武越戒奢从俭,不仅拒绝额外的特殊照顾,连正常给予的待遇也力求简化。每天早起后,他泡上一杯普通的西湖龙井,一天之内只能续水、不加茶叶。他爱用牙签,但是用过以后总舍不得丢,总要拿来蒸一蒸之后再用,直到用烂为止。牙刷也是一样,用到毛都卷了也不换,断了以后放在火上烤一烤,粘上继续用。用纸方面也如此,董必武自己说:“我在用纸上是最富的,也是最穷的”。他常写东西,所以用纸多,是富有的;可是他一张小纸片也舍不得浪费,很多作品都是写在旧台历纸、晚会节目单、废旧请柬上的,而且正反面都写上字,所以自嘲是最“穷”的。

他对孩子也一样,一分钱、一粒米都不能浪费。女儿董良翚现在还记得父亲教她“粒粒皆辛苦”的事。当时她还小,三两口扒完饭丢碗就要跑,父亲叫住她,说:碗里、桌上有多少饭粒?“粒粒皆辛苦”,粒粒不能丢!父亲严肃地要求她:把米粒捡起来吃了。她感慨说:当时真嫌它脏,不想吃。后来经历了生活,去了干校劳动,才明白父亲的苦心。

平时生活中,董必武要求孩子们用钱必须记账,他对子女们说:要你们用钱记账,不单是怕你们多花钱,而是要胸中有数。这样做,养成习惯,将来为国家、为人民服务,要用钱的时候,就会从实际出发。

绝不能要求特殊照顾

董必武在党内地位和声望很高,但是他从不通过个人关系办私事,也教育子女绝对不能以他的名义要求特殊照顾、享受特权。

新中国成立后,有的亲戚看到董必武在北京做了“大官”,就希望他在私事上“关照关照”。董必武对亲戚们那些不合理的要求,一概坚决拒绝,并说:即使是合理的要求,也不要从他这里打主意,应该通过自己所在单位的正常途径申请解决。他给亲友们写了一封“通函”,告诉他们不应通过领导干部个人关系办私事。

对身边工作人员董必武要求很严,他有个著名的“约法三章”:不许向地方上要东西,不许假借自己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特殊化,不许接受礼物。每逢新同志到他身边工作,他都会当面申明这三条规矩,严肃地说:谁违反了我送谁去公安局。

在董必武的严格教育下,他的三个子女小时起就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不吃零食,做事待人讲究老实本分,从不提父亲是“董必武”,从不摆架子,儿子董良羽自嘲是“想摆也摆不起来”。儿子董良翮高中毕业后,董必武要求他:“干部子女不能特殊,良翮还是下乡插队去”,就把他送到了河北省的偏僻农村插队落户。董良翮在农村十分努力肯干,得到了当地群众的交口称赞,生产队的党支部要发展他入党,董必武得知后坚决反对,他说:你才下乡两年,时间还太短,再过一段时间,再看看,严肃考察考察再说。又过了两年,董良翮凭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当上了大队干部,董必武又特地叮嘱他:你是革命的后代,更要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共苦,决不能高人一等。

在工作中,董必武要求:妻子和孩子们不能进他和秘书的办公室。有事情可以在门口招呼他,离放文件的小茶几隔着一两米远,他就先把文件对折露出全白的纸面。工作上的事情他从来不说,也不要孩子们随便打听讨论。董良翚回忆说:父亲和我之间有着这种默契,父亲从来不把不应该让我知道的事情告诉我,也从来不在我们在场的情况下谈论工作上的事。我们也从来不去打听任何国家机密。

学要有恒,尤要专心

读书学习对有的人来说不是一种规矩,但在董必武这里却是言传身教、实实在在的董氏规矩。

董必武是前清秀才,满腹诗书,后来参加革命也不忘读书,甚至在长征路上,他都随身背着书,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写到哪儿。新中国成立后,工作之余,董必武总是手不释卷。65岁了他还自学俄语,学习的精神令人十分感动。

董必武不仅自己孜孜不倦地学,而且还勉励子女亲属和所有晚辈们学,他还给身边工作人员定学习计划,圈定报刊上的好文章要求他们学,定时检查他们的学习效果。

董必武对自己孩子的学习要求很严,而且亲力亲为。他手把手地教孩子们练大字,说:“中国字是方形,要写得好就得掌握平、正、匀、熟的要领。”他还亲自给孩子们挑书,多次说过:“如果我死了,送你们兄妹三人各一套《资治通鉴》。”董良翚有段时间身体不好,休学在家,董必武就去书店里,蹲在书堆里上上下下地翻找,花了大半天,给女儿挑了一本叫《万象》的图案画册,供她学习参考。

“鼓足劲头持久战,青春不再莫蹉跎。”这是董必武写给董良羽的一首诗,教育他要珍惜时间,学贵有恒。他说“青年学生时代最大的毛病是不好学”,建议孩子们可以实践下父亲传给他们的学习方法:“学要有恒,尤要专心”。有一次,董良翚拿一道不懂的几何题问父亲,他思考了好久也没做出来,但是把解题思路写出来供女儿参考,然后要求她再想想;过两天谈话,又说起几何题,董必武叮嘱女儿要问问老师和同学,把题目弄懂。当天晚上女儿去他房间时,发现灯光下他半躺在床上已经累得睡着了,手里还捏着那张发黄的纸片,在思考那道几何题。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读书的乐趣与作用恐怕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最好的家风,一定是有读书传统的家风”,各人天赋不同,读了书不一定扬名立万、位居高官,但是一定是明理的、于社会有用的一分子。好读书、读好书,大概算是董必武留给孩子们的宝贵私人遗产吧。

柯渡红军长征纪念馆入围全国“红色旅游名录”

日前,中央14部委公布了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寻甸柯渡红军长征纪念馆入围该名录。

1935年4月30日,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寻甸柯渡,中央军委总部进驻到寻甸县柯渡镇丹桂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张闻天、王稼祥等在此地作出抢渡金沙江的重大决定,最终取得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为纪念长征,缅怀先烈,云南省人民政府于1974年在丹桂村征集并筹建红军长征柯渡纪念馆,1977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1983年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被昆明市、曲靖地区确定为中国近现代史及国情教育基地,1997年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云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5年曾被公布为全国红色旅游百个经典景区之一,2013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初,寻甸县委干部党员教育领导小组将柯渡纪念馆作为首批“红色教育”现场教学基地之一。

《老炮儿》后《八佰》抗日 管虎:真实再现四行仓库

转眼间,距离管虎上一部作品《老炮儿》的上映已过去一年半的时间,而在沉淀过后,他的新作《八佰》也于近日正式启动。这一次,管虎将把时间点倒退到更早的抗战时期,真实再现淞沪会战中八百壮士在上海四行仓库抵抗三十万日军围困坚守四天四夜的英勇事迹。

谈到选择这一题材的原因,管虎表示,“四行仓库保卫战”是一场在世界战争史中绝无仅有的战斗,“这场战斗就发生在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河对面就是英美租界。50米之外真枪实弹在杀人,而50米之内就是一片安平,一边是日本人说话,一边是我们的老百姓说话,互相都听得非常清楚。可以说,这是一场向全世界直播的战斗。”而除去与众不同的视角,管虎也希望能够让活在当下的人们去重新体会抗日英雄们的事迹,“是时候该想想如何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了。”

做导演二十多年,管虎的作品曾多次涉及抗日题材,其中《斗牛》《厨子戏子痞子》均凭借独特的视角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而谈到此次拍摄《八佰》,他则表示要最大程度还原历史,“尊重历史、重塑历史,我尽量做到逼真,这就是《八佰》最重要的标准。”